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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批評下三個土壤與評論化發展

        發布時間:2022-03-21   |  所屬分類:文學:論文發表  |  瀏覽:  |  加入收藏

             文學批評是一個學科術語,隸屬于文藝學學科,歸于社會科學范疇,它的產生基礎是學科建設的需要。而這一學科建設發源于20世紀40年代末韋勒克和沃倫的《文學理論》。通過科學的研究和精密的劃分,韋勒克和沃倫厘清了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于是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史的三分法成了文藝學學科的準確概括,一直沿用至今。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文學史之間的關系可以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來形容。首先,文學批評需要文學理論的指導,作用于文學鑒賞活動,對文學創作和文學接受以及文學現象進行研究和闡釋。其次,文學批評要通過文學史的整理和記錄發現文學發展的規律,以此來作為自己研究文學相關內容的基礎。最后,文藝理論從文學批評的實踐中獲得自己的現實依據以幫助理論的形成,而文學史又因為文學批評的實踐操作形成完整的史學體系。這一相互影響、相互包容的現象就促使文學批評在現實中呈現出理論化和史學化的特征,而導致這種特征出現的三個現實土壤也不容我們忽視。

        文學批評下三個土壤與評論化發展

          一、文學批評的文化心理土壤

          在中國,文學批評作為專門的學科是現代教育體制的產物。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的現代學科建設受到西方的影響頗深。從歷史角度來看,中國的傳統文論和教育理念中是沒有嚴格的劃分的,文、論、藝相結合,既是文也是論,甚至還是藝術作品。如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通過24首詩,闡釋出獨到深刻的文學理論問題:關于文學的風格和意境。如王羲之的《題衛夫人筆陣圖》不僅是文,是論,還是書法作品。因此無論是先秦兩漢的語錄體,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序跋體、詩話體,還是唐宋元逐漸趨于完善的批評文體都兼具評論、文藝的特點,即便是近代王國維已經初具西方文論體的批評文體,也是典型的文學化文體。這也是中國古代文論常常被西方所詬病的地方—沒有完整的學術體系,哪怕如孔子這樣的儒家思想的提出者,他的學術思想都只是用《論語》這樣的語錄體小文出現,自然是沒辦法與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這樣的龐大系統相比較。沒有龐大的體系,并不表示中國對世界沒有貢獻,相反中國古代文論這種帶有頓悟的思想更加具有迷人的氣息。只是到了近現代,西方文明突飛猛進,中國則自清政府閉關鎖國以后漸漸被世界文明所拋棄。哪怕是思想激烈的民國,也是受到西方思潮的沖擊才引發了中國各種思潮的蔓延。新中國建立之后,中國的學科建設面臨的也是十分艱難的處境:如果要拋棄西方的現代文明,顯然會造成又一次的被孤立,如果要讓中國文化基因在世界彰顯,顯然也是力不從心。所以,在特殊的國際、國內環境影響下,中國的現代學科不得已或者叫不自覺地要借鑒西方現代文明的理論。于是,文學批評這一學科就在中國文化的土壤中成長了起來。按韋勒克和沃倫文學理論、文學史、文學批評三分法的科學劃分,文學批評應該更注重實踐,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當某一個事物或者概念邊界不夠清晰的時候,往往可以歸為同一個事物,這樣一種學科建設和文化心理兼容并蓄的客觀學術環境,使得文學批評呈現出更多的理論化與史學化特征:批評往往不像西方文論那樣對文本進行“手術”式的肢解,更多是從理論出發,兼以史學定位,再融以儒家的人格主義、道家的意境之說、佛家的妙悟境界,以獲得對文學作品、作家、現象的總體把握。究其根本,與國人的文化心理有很強的關系,對某一文學作品或是作家、文學現象進行批評,若不說出個道理,那就是難以令人信服的。中國文論自身闡釋系統的“史”“論”現實以及詩性的話語方式加上現代學科建設的科學劃分,使文學批評很難不呈現出理論化與史學化的特征。

          二、文學批評的社會導向土壤

          社會導向是文學批評趨于理論化、史學化的又一土壤。所謂的社會導向就是指時代對大眾從精神到物質的引導。評獎是最體現社會導向的方式之一,主流評獎側重于什么類型,從業者就會側重于什么類型的活動或者工作,文學批評也是如此?纯慈扔绊懥ι钸h的魯迅文學獎,獲獎的文學批評作品幾乎都是理論性、歷史性相提并論的大部頭,只針對某一現象或者某一作品進行批評的極少。魯迅文學獎從第一屆到第七屆,總共評出的文學理論評論作品共有34件。除了第一屆樊駿的《認識老舍》、曾鎮南的《論魯迅與林語堂的幽默觀》、邵伯周的《茅盾幾部重要作品的評價問題》;第四屆洪治綱的《困頓中的掙扎—賈平凹論》;第六屆魯樞元的《陶淵明的幽靈》、張新穎的《中國當代文學中沈從文傳統的回響—〈活著〉〈秦腔〉〈天香〉和這個傳統的不同部分的對話》,這6篇針對作家作品進行批評的作品外,其余幾乎都是偏重于理論化的作品。而這幾篇之所以能在眾多的作家作品論中脫穎而出,也正是因為其研究的歷時性,也可以叫歷史性。無論是對魯迅、林語堂、老舍、茅盾,還是對賈平凹、陶淵明、沈從文的研究都不是孤立單獨的如解構主義一般的研究,而是放置到了整個社會發展的歷史背景之中。其余的28件作品:第一屆敏澤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文學價值論》、陳伯海的《自傳統至現代—近四百年中國文學思潮變遷論》;第二屆陳涌的《“五四”文化革命的再評價》、程文超的《1903:前夜的涌動》、何向陽的《12個:1998的孩子》、韓子勇的《西部:偏遠省份的文學寫作》、錢中文《文學理論現代性問題》;第三屆吳義勤的《難度·長度·速度·限度—關于長篇小說文體問題的思考》、王向峰的《<手稿>的美學解讀》、陳超的《打開詩的漂流瓶—現代詩研究論集》、朱向前的《朱向前文學理論批評選》;第四屆李敬澤的《見證一千零一夜—21世紀初的文學生活》、陳曉明的《無邊的挑戰—中國先鋒文學的后現代性》(修訂本)、歐陽友權的《數字化語境中的文藝學》、雷達的《當前文學創作癥候分析》;第五屆南帆的《五種形象》、張炯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及其面臨的挑戰》、趙園的《想象與敘述》、高楠和王純菲的《中國文學跨世紀發展研究》、譚旭東的《童年再現與兒童文學重構:電子媒介時代的童年與兒童文學》;第六屆孟繁華的《文學革命終結之后—新世紀文學論稿》、魯樞元的《陶淵明的幽靈》、程德培的《誰也管不住說話這張嘴》、賀紹俊的《建設性姿態下的精神重建》;第七屆黃發有的《中國當代文學傳媒研究》、陳思和的《有關20世紀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幾個問題》、劉大先的《必須保衛歷史》、王堯的《重讀汪曾祺兼論當代文學相關問題》、白燁的《文壇新觀察》。很顯然,超強的理論化、史學化和系統化是其獲獎的主導因素。所以程德培在獲獎的《誰也管不住說話這張嘴》中就講道:好的批評不僅闡釋了包括文學經典在內的許多文學作品,而且總結了一個時代的文學經驗,甚或揭示了文學發展的某些普遍的規律,從而對創作起了有力的推動和導向作用。那這樣的批評何嘗不是理論化與史學化的呢。

          三、文學批評的從業人員土壤

          文學批評的從業人員,大部分來自高等學府、科研機構,很少有專門從事文學批評的自由職業者。這樣的情況直接會導致文學批評的過度學院派,這也是導致文學批評理論化、史學化的土壤。在我國幾乎沒有專門的文學批評自由從業人員,即使有體制外人員成為批評家的個例,那種個例也不會具備可復制性,文學批評目前還成為不了可養家糊口的本職工作。因此,大多數從業者均為高;蛘呖蒲袡C構的學者,這些學者從事文學批評有三個特點:一是學術性強,古今中外皆可涉獵;二是受體制內各種評定職稱的影響,非理論、非史學的東西做出來不夠大部頭,不夠影響力;三是針對現實作品的少,面對理論的多。正是因為從業人員的這些特點,導致文學批評理論化、史學化特征明顯。歷史觀本身是一種批評視角和方法,歷史觀作為文學批評的角度和方法,以自己的獨特性進入文學,抵達文學本身。而學院派最大的標志就是通過歷史觀在承續性、整體性的背景中研究文學。如果丟失了理論與歷史觀,批評就會呈現出印象式的趨勢,與理論化、歷史化相反的就是印象批評,這種批評往往會在學院派中呈現出不夠成熟的面孔,導致從業者不愿意過度強調自己的感性體驗、印象批評,更多的是愿意從自己的作品中體現出理論性、歷史性。所以,很長的時間里,文學批評與大眾產生了距離,這種距離也是過度理論化造成的。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同志將文藝批評放置到“加強和改進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這一部分來論述。在致中國文聯、中國作協成立70周年的賀信中,總書記首次把文藝評論作為第13個藝術門類,并進一步指出了文藝評論在黨和國家文藝事業中的重要地位,也明確了文藝評論對于文藝創作重要而獨特的作用。2021年8月由中央宣傳部、文化和旅游部、國家廣播電視總局、中國文聯、中國作協五部門聯合下發的《關于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要構建中國特色評論話語,繼承創新中國古代文藝批評理論優秀遺產,批判借鑒現代西方文藝理論,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文藝理論與評論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不套用西方理論剪裁中國人的審美,改進評論文風,多出文質兼美的文藝評論。這與習近平同志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對文藝批評的重要指示一脈相承。不難發現,邊界不夠清晰的“批評”一詞改成了“評論”,這個詞語的變化彰顯出的是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現實轉變。文學批評這一成長在20世紀的學術話語要逐漸發展為具有中國文化精神的文學評論并融入世界話語體系,中國已經有實力展現屬于自己的學術體系和思想,當代社會也開始注重文藝批評的評論化發展趨勢。文藝評論、文學評論一詞開始越來越多地被使用,一個詞語的變化讓文學批評從象牙塔真正走向了人民大眾。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的“啄木鳥”推優工作在2021年更是為微短評開辟了通道,這也是社會導向土壤的改變;ヂ摼W的發展讓更多的受眾成了評論者,豆瓣、貓眼等平臺讓文學評論的隊伍得到了擴展,針對現實作品的評論聲音越來越多,這也是從業人員土壤的改變。我們期待更具有中國文化氣質、更貼近人民、更接地氣的評論作品出現。

          作者:李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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